2022年5月13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了题为“推举的反乌托邦:殖民主义中的民主与菲律宾现代性”的学术讲座。主讲人维森特·L.拉斐尔(Vicente L. Rafael) 是华盛顿大学前史系讲席教授,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达系、夏威夷大学前史系等。其研讨首要重视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菲律宾前史,研讨议题触及翻译和言语政治、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等。他在菲律宾前史和文明政治等范畴出书多部重要著作,包含《承揽殖民主义:他加禄社会在前期西班牙操控下的翻译和宗教皈依》(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外人的许诺:西属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和翻译技能》(The Promise of the Foreign: Nationalism and the Technics of Translation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等。其新著《骗倾全国》(The Sovereign Trickster)于2022年由杜克大学出书社出书。
讲座海报菲律宾2022年总统推举刚刚落下帷幕,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和萨拉·齐默尔曼·杜特尔特(SaraZimmermanDuterte)成功中选总统和副总统。这一成果引发了人们对菲律宾政治体制和传统的考虑和评论。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下菲律宾政治的特色、来源和成因,从长时段前史视角探究菲律宾推举方法的构成、开展和演化非常必要。一、推举的殖民本源
在大多数安闲民主政体中,推举往往具有两面性(Janus-faced)。一方面,它们是公民主权的表现,对社会不断推动的民主化进程至关重要。投票作为必不行少的典礼,是一种具有团体成果的个人行为,旨在保证平和的政权交代和社会变革的合理合法。另一方面,推举经过对民众进行政治发动,使他们互相敌对,乃至让社会堕入骚动情况。当然,推举竞赛并非必定促进社会敌对,也起到了开释长时间积累的社会张力、遏止抵触的效果。
这种推举的两层性质在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便业已存在,但也有不同变体。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来说,安闲民主是经过降服战役和殖民化等最不安闲的手法完成的,其推举的前史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开展路途。投票是西班牙人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引进的殖民实践。彼时,殖民地官僚安排的最低职位向当地人和混血精英敞开,以期后者帮忙西班牙人对殖民地进行有用办理。与此一起,当地精英及其代理人可以在其团体内部挑选担任村长(cabezas de barangay)或市政长官(gobernadorcillo)的人选,推举成果由总督做出终究的裁决。不行忽视的是,高度本地化的推举活动遭到西班牙传教士的严格操控,后者对任何提名人均保存否决权。此外,推举权存在较大局限性:只要现任和上一任官员及其家庭中的男性以具有投票权。而在外省区域,通常是由精英家庭的代理人而非精英自己竞选公职。所以,推举成为了对精英协作进行合法化的东西。它经过保护当地首领的社会位置和特权,稳固了殖民地的等级准则。
19世纪的principalia(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受过杰出教育的操控阶层),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跟着拿破仑侵略西班牙,西班牙殖民操控在1812年后进入了所谓的安闲化时期(a period of liberalization)。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权延伸至殖民地,以期后者可以留在帝国内。虽然菲律宾曾时间短获得代表权,但该项权利终究仍是被掠取了。菲律宾也成为西班牙议会中仅有一个没有代表权的殖民地。背面的原因是,西班牙人以为菲律宾人种族混合严峻,因而位置低下。菲律宾精英们高度西班牙化,却因种族原因被排挤在议会之外,因而感到非常气愤。他们受教育程度高,且积累了很多财富,很多人乃至以为自己比一般的西班牙人更“西班牙”(Spaniad)。相同因为种族主义,许多菲律宾牧师被扫除在教区之外,这一问题也成为了19世纪60年代鼓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争辩的焦点。此外,西班牙的不公正心情也催生了菲律宾人的别离主义心情,终究导致了1896年民族主义革新的迸发。1897年,反西奋斗获得开始成功,菲律宾革新政府建立,而此刻政府领导层的构成需求经过推举选定。推举的参加者首要是极少数男性革新领导人,其间许多人来安闲前期殖民地官僚安排中任职的省级精英阶层。在流言、人身攻击和推举作弊中,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将军(General Emilio Aguinaldo)战胜了所谓的“革新之父”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奥(Andrés Bonifacio),赢得了菲律宾的榜首次总统推举。不满推举成果的博尼法西奥及其支撑者决议策划政变。听闻此音讯后,阿吉纳尔多命令拘捕并处决博尼法西奥。概言之,在革新紧迫情况下,榜首次菲律宾推举具有诈骗、进程争议、提名人回绝承受成果、政变妄图以及暴力冲击政治对手等特色。这种由精英集团内部竞赛演化为暴力奋斗的方法在菲律宾之后的推举前史上也层出不穷。
博尼法西奥被处决的地址,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1898年的第2次菲律宾推举中重现了上述方法。在马洛洛斯镇(Malolos),菲律宾革新力气起草了一部宪法,并建立了榜首共和国(The First Republic)。这时的推举只是面向最富有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国会的保存构成导致其保存了许多西班牙时期的法令、人头税和强制劳作等准则,以支撑新政府。这使得榜首共和国在基层阶层中并不遭到欢迎——民众等待的不只是政权更迭,而是一场可以真实康复安闲并表现彼此关怀和怜惜的社会革新。可是,这种阶层严峻局势并未引发内战,而美国的侵略却使菲律宾在1899至1902年间堕入了长年累月的游击战役。经过绵长的拉锯,美国终究推翻了菲律宾共和国,但暴乱却在整个美国殖民时期继续迸发。急于完毕战斗的美国将推举作为一项打压暴乱的手法,以拉拢包含许多菲律宾戎行领导人在内的当地精英,然后保证美国在菲律宾的权利根底。1901-1903年间,当地推举在美军占领区举办。1907年,榜首届菲律宾殖民议会代表的全国推举举办,这时的推举只是局限于富人和受过教育的男性。1907年时,仅有约1.7%的人口有投票资历,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美国操控时期内逐步上升。
1907年菲律宾榜首届议会,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二、推举的“平叛性”作为一项旨在平定暴乱的手法,推举导致保存成果的发生并不令人意外。与西班牙殖民年代类似,推举在美国操控时期的意图也是使精英协作的合法化,其在客观上起到了维系阶层和性别等级准则的效果。
20世纪上半叶的推举是一系列政管实践的组成部分,旨在标准政治参加,保证殖民次序和对该次序至关重要的社会不平等得以维系。由此,民主准则再一次被用来完成不民主的意图。关于这一殖民悖论,其关键是暴力的运用——不只包含国家的代理人,并且包含松懈的、非正式安排的民兵(他们常常充任准军事力气和政治家的私家警卫)。再加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安排单薄,缺少专业的殖民地公务员部队,这进一步突显了当地力气的相对优势。
美国戎行中的菲律宾侦察兵,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菲律宾的殖民推举是平定暴乱和保持等级的手法,它也凭借高度当地化的准军事暴力安排保持社会次序,这一特色在1946年独立后的菲律宾依然存在。可是,菲律宾推举也阅历了一些重要改动,其间最重要的是推举权的扩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举权规划的扩展一向在继续进行:教育程度和产业资历约束得到了修正,女人获得了投票权(1938年)。菲律宾独立今后,近乎包含全民的投票权得以建立,其方针是完成社会民主。可是,工作并没有彻底按计划进行。扩展推举权使得包含困苦大众在内的多数人获得了投票权,但这种政治上的赋权并没有改动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边际和贫穷情况。因而,即便菲律宾政治环境已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动,操控精英(其间许多人曾与美国协作,在太平洋战役期间也曾与日本协作)却不断地寻觅新办法,压服或钳制新选民在推举中支撑他们。首要,他们改动了竞选办法。曩昔,总统提名人大多在小规划内进行竞选拉票,揭露出面的时机有限。可是,1953年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的总统竞选改动了这一切。麦格赛赛将竞选活动变成了一系列公共场景——他依托与美国戎行的密切联系和反共布衣主义的名声在全国各地推动了极具戏剧性的活动,如与栽培水稻的农人合影、调查谷仓,他还在竞选中广泛运用富丽的词采,安排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欢欣鼓舞招引民众等。
麦格赛赛总统及其妻子,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面临日益扩展的选民团体,提名人要做的第二件事便是大规划收购选票。开始,他们可以依托省级保护联系迫使被保护者投票支撑他们。跟着方法改动,提名人们面临的是匿名选民。因为缺少长时间情面交换所建立起的个人联系,提名人只能斥资获得选票。这反过来又促进推举人想方设法筹措巨额资金来购买自己的职位。承继先人遗产的寡头可以依托他们的遗产、土地及其他企业的收入,但像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等新一代政治家和没有建立寡头政治的当地军阀(local warlords)则有必要找到快速收效的筹资办法。常见的筹资办法除了掠取国库外,还包含各种犯罪活动,如私运、赌博、各类权利寻租和近年呈现的毒品买卖。现在,推举的本钱现已变得适当昂扬。为了竞选当地公职,一个人有必要自己是百万财主,或享用一个或几个财主的资助,竞选总统的难度就更显而易见了。终究,操控精英应对推举权扩展的第三种办法是加强暴力的运用并施行对竞选对手的恫吓或暗算。为此,他们从曾参加过游击队、当地差人部队、犯罪团伙的坏人中招募警卫和私家装备。
反映政治谋杀的漫画,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因而,战后推举的特色是“3G”,即“枪支、坏人和黄金”(guns, goons, and gold)的广泛运用。推举不只没有可以让权利平和地过渡,相反,越来越多的金钱和鲜血触及其间。成功者上台后总是被指控糜烂,相同,他们自己也会责备对手糜烂。糜烂作为一种赢得竞选的手法,特别是作为一个首要的推举问题来冲击对手的做法都现已正常化。具有挖苦意味的是,虽然提名人依托糜烂行为来赢得推举,但他们依然斥责糜烂。三、参军管法到精英民主
费迪南德·马科斯可以上台,正是因为他许诺消除糜烂。而在赢得1965年推举并在1969年获得连任的进程中,他被证明是最糜烂的政治家。执政期间,他依据自己的喜爱修正了宪法,废除了国会,设立了名不副实的议会和最高法院,并以行政命令实施操控。与此一起,他命令免除一系列私家戎行的装备,以限制右翼的精英对手。别的,他还动用菲律宾装备力气冲击左翼的学生活动人士、工人、农人和共产党人。为独占暴力,马科斯将菲律宾戎行和差人变成了自己的私家戎行。
在掌权20年后,马科斯终究被马尼拉一场名为“公民力气”(People Power)的非暴力运动推翻。这一布衣领导的起义是在一次失利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为了向华盛顿的批评者证明他依然受欢迎,马科斯宣告举办暂时推举。可是,他大大轻视了其时因为尼诺伊·阿基诺(Ninoy Aquino)在机场遭受暗算而发生的严峻气氛。推举中,马科斯自始自终地进行操作和估计,以求盗取推举成果,但这一次没有成功。在其推举作弊行为被揭露后,公民力气运动推翻了马科斯政权。
1986年菲律宾公民力气运动,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跟着戒严法的完毕,后马科斯年代的推举实践康复了许多前马科斯年代的方法。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马科斯政权的完毕标志着旧寡头政治的康复,而不是一场新式革新——政治新贵们操控着一个割裂的社会,超越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推举的特色依然是诈骗和暴力,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除了猖狂的暴行和偷盗行为外,马科斯宗族还留下了三个相关遗产。榜首个遗产是菲共毛派及其装备新公民军(New People’s Army)实力的迅速增长。在戒严令行将完毕时,新公民军现已成功地操控了20%以上的农村区域,并在地面上建立了广泛的盟友网络,组成了一个名为“全国民主战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的城市联盟。
第二个遗产是有安排的穆斯林别离主义运动的延伸。1968年,一批穆斯林新兵在贾比达(Jabidah)进行集训,被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军官命令团体枪决。这一事情发生在棉兰老(Mindanao)穆斯林公民和天主教定居者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严峻联系的大布景下——天主教徒自始自终地得到了马尼拉天主教政府的支撑,而穆斯林大众则被菲律宾干流社会严峻忽视并边际化。这一宗教对立继续发酵,导致了继续至今的别离运动。现在,在一些外国装备分子的协助下,别离安排的年青成员遭到全球圣战运动的影响,在继续的暴力和贫穷情况的催化下变得愈加急进,导致了马拉维危机(Marawi Crisis)的迸发。为了冲击这些所谓的“恐怖活动”,杜特尔特在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同意下,在棉兰老岛宣告戒严。在此布景下,棉兰老岛的推举政治,又从头回到了马科斯的威权年代。
邦萨摩洛战士,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第三个遗产是戎行的割裂。在糜烂的气氛中,军官们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马科斯的财富和权利中获益的密友,另一部分则是高度专业化的绝望战士,后者企图推翻马科斯政权。由此,戎行变得割裂、士气失落和政治化。战后,菲律宾的推举、金钱与暴力是交错在一起的。这三者植根于殖民前史和后殖民社会,也是菲律宾国家和公民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民粹主义暴力(populist violence)开始针对马科斯,现在则针对菲共装备及各种犯罪团伙。在继任总统克拉松·阿基诺(Cory Aquino)的领导下,警方及其志愿者被默许对疑似菲共领导人履行立刻处决。由此带来的成果是公共空间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展现。
科拉松·阿基诺宣誓就职菲律宾总统,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2016年,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他的女儿萨拉(Sara)担任达沃市(Davao)市长,小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担任副市长,大儿子保罗(Paolo)在国会任职,构成了典型的政治宗族。家庭联系历来在菲律宾政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效果,但杜特尔特却常常在讲演中斥责寡头政治。杜特尔特作为“惩罚者”(the Punisher)的名声呈现在民主转型和打压暴乱的十字路口,在其执政时期的公民权利意味着一般人有权代表国家采纳举动,杀死指定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行刑队现已成为非政府安排的另一种对应形状,因为二者在国家功能外包方面有着类似的前史。
杜特尔特及家人,图片由Vicente L. Rafael供给四、从前史到当下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前史为菲律宾推举发明了前史条件。经过加强资金流转,政治精英们在推举中尽可能地大规划发动选民。可是,推举也加重了装备治安警员和行刑队的扩张,后者钳制政治对手,并经过敲诈勒索敛取金钱。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被视为戎行平定暴乱的弥补。现在,他们已演化成了先锋队,在杜特尔特的禁毒战役中扮演重要人物。伴跟着二战后菲律宾推举的开展,先锋队、治安警员和各种准军事志愿者长时间以来一向是菲律宾推举政治中无法剥离的特征。
与其他现代国家相同,菲律宾政府一向走在一条看似对立的路途上:在外包暴力的一起寻求暴力运用权的独占,在运用不文明手法的一起寻求社会的文明安靖。由此,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含糊:差人兼任治安警员和敲诈勒索者,并在法令的保护下开展活动;法外屠戮被视为低效且糜烂的法令体系的补救措施,惊骇成为管理的首要手法;公共资源被用来打造私家戎行,暗算成为“伸张正义”的方法之一。
总的来说,推举的两层特点在菲律宾这样有殖民前史的国家清晰可见。因为植根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格式、有罪不罚(impunity)的文明、根深柢固的保护政治和习以为常的诈骗(routine fraud)传统,推举发生保存乃至后退的成果丝毫不令人惊奇。值得注意的是,推举也是发动民众的时间,它会激起人们各不相同的诉求。在2016年的菲律宾总统推举中,杜特尔特成功中选,引发了人们的不同等待。六年的执政使杜特尔特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撑,在其离任前支撑率到达80%。而在刚刚完毕的2022年菲律宾总统推举中,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和萨拉·杜特尔特成功中选总统和副总统,这是民主的稳固,仍是威权主义的回潮,都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无论如何,推举关于菲律宾政治和社会的含义在于它为事物的开展与改动供给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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